为什么称唐代的敦煌佛教为佛教圣地?

发布日期:2017-10-26 11:37 点击: 来源:未知

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对中国历史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莫过于佛教的传入。而位于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敦煌,则随着佛教的传入,逐渐发展并兴盛起来,成为中古历史上的佛教圣地。
    佛经的翻译和传播,寺院的兴建及石窟的开凿,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在历史经东汉、魏晋、隋朝佛教的兴起和发展之后,敦煌的佛塔和佛寺已成规模。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频繁,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敦煌地区的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阶段。保存至今的敦煌文献,以这一时期最为丰富,石窟的开凿,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文献记载和石窟开凿互为印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活生生的敦煌佛教画卷。
    唐代前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印两国僧人也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中国的玄奘、义净、慧超等一大批僧人,不远万里,主要经由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习。印度僧人也纷至沓来,如玄宗时在长安创立佛教密宗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3名印度僧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玄奘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正是由于中印僧人的交往,使敦煌地区的佛教继续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
    唐前期敦煌佛教同时也受到中原内地的影响。首先,长安、洛阳的写经在敦煌流行,大云、灵图、洛阳等地新译的佛经也能很快传至敦煌,这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有充分的反映。其次,有不少高僧大德来到敦煌弘传佛法,如高僧昙旷就在敦煌居住19年,撰写了不少解释大乘佛教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累世苦修”才能成佛的说教,已经失去了作用。与此同时,中原寺院的壁画样稿也随同经典和高僧来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保存了大批由内地传来的经变画粉本,如“弥勒下生经变”、“牢度叉斗圣变”等等,成为画工创作的依据和参考,为敦煌艺术的辉煌,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印度、西域佛教及内地佛教的影响下,唐代前期敦煌佛教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寺院的数量大增加,见于记载的就有龙兴、灵图、开元、大云、普光、金光明等寺;信教群众也更广泛地深入民间,各阶级、阶层都有佛教信徒。
    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藏经洞写经题记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既有僧官、僧尼、男女居士,也有当地的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行客、侍从、奴婢和一些善男信女等;唐代前期,河西、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不少官僚、士卒在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及西州、于阗等地服役,在西出阳关、玉门关前后,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也要向莫高窟布施、礼忏、祈祷,出资开窟造像,希望在佛祖的保佑下早日回还,与家人平安相见。唐代前期,统治者不时提高道教地位,但敦煌地区的佛教,由于群众的普遍信仰,始终向前发展。尤其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出于称帝需要抬高佛教地位,对敦煌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史称武则天为了称帝,授意法朗、薛怀义等和尚于载初元年,即公元689年著《大云经疏》,说弥勒菩萨为化度众生变为女身,“作阎浮提主、,“以继王嗣”“当王国土,”武则天称帝后,即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并将《大云经》送往各大云寺收藏。莫高窟北大像(即第96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北大像虽经后代重修,但仍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彩塑作品。
   《莫高窟记》还记载“开元年中,僧人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南大像即在今莫高窟第130窟。南、北大像的修建,是莫高窟历史上壮举,也是唐代前期敦煌乃至整个唐王朝繁荣、富强的象征。
     除南、北大像的营造外,唐代前期是敦煌莫高窟造窟最多的时代,现存洞窟140个,这些洞窟是敦煌佛教和佛教艺术全盛时期的缩影。

                                   (摘自飞天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