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雄風 絲路瑰寶——敦煌懸泉置漢晉驛站遺址考古發掘

发布日期:2020-02-04 14:18 点击: 来源:中西书局

大漠雄風 絲路瑰寶——敦煌懸泉置漢晉驛站遺址考古發掘


戴春陽  中西书局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一九九〇年十月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歷經數度寒暑,對敦煌郡懸泉置漢晉驛站遺址連續進行了三個年度的科學考古發掘,完整揭露了該遺址,廓清了西漢至晉代該驛站遺址的規模、形制、佈局、結構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演化,同時獲得大量簡牘以及其他各類珍貴文物。其中牆壁墨書題記、帛書、紙文書和一些重要簡牘等稀世文物出土以及結構繁複的置塢驛舍遺迹的科學發掘清理,是近年引起海内外廣泛關注和轟動的重大考古收獲。正是由於敦煌懸泉置遺存(包括遺迹、遺物)所藴涵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内涵及其重要的歷史、學術價值和我所考古工作者在發掘清理工作中爲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檢查審核認可的規範的科學發掘程式、方法及由此獲取的珍貴文物資料的科學性、準確性,而相繼被國家文物局列爲一九九一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可以相信,敦煌懸泉置遺址的系統、科學的考古發掘,不僅以全新的資料豐富了古代絲路中西文化交流的人類文明寶庫,還將進一步促進和深化漢魏邊郡及絲綢之路的綜合考古研究。

 


大漠遺迹與歷史傳説

懸泉置遺址地處甘肅省酒泉地區敦煌市東部六十四公里安西至敦煌公路南側一·五公里的三危山前的荒漠戈壁中,其南依三危山,北臨西沙窩碱灘地,海拔一千七百米。遺址總面積約二·二五萬平方米。遺址由中心區域的“懸泉置”塢壘及依塢東、南壁所建附屬建築和上述遺迹周圍的灰區(即生活垃圾區)所組成。其東南側山後深處約二公里有山泉自崖壁汩汩流出,周圍陰濕,低窪處水流蓄集,蘆葦、雜草叢生,成爲茫茫磧海戈壁中一處難得的自然勝境。雖其泉水含碱硝,飲之苦鹹,然此泉却是安西、敦煌之間大漠腹地唯一常年不斷可以飲用的水源。

該地冬春寒冷多風,夏秋高温暴曬。東去安西五十六公里,西去敦煌六十四公里,古代通行距兩地均最少兩日之程。即使今日方圓百里亦鮮見人蹤。東西交通渴飲歇宿之需,得天獨厚的大漠水源之利,遂使其成爲東往西來的必需中轉站。漢武帝經營西域、開發河西的戰略格局下的絲路經略的歷史契機,就使盡占地利之便的驛站——懸泉置的出現成爲歷史的必然。

其地因現仍爲荒漠,人迹罕至,故名無定稱,或就安敦公路附近原養路道班名,稱其爲“甜水井”,或因谷内崖壁涌泉謂之“吊吊水”,或據傳聞呼爲“貳師泉”。其中“貳師泉”則聯繫着一個神異壯烈的歷史傳説。敦煌遺書唐代《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伯希和編號2005號)載:“懸泉水,右在州東一百卅里,出於石崖腹中,其泉旁出細流一里許即絶,人馬多至水即多,人馬少至水出即少。”《西涼異物志》云:“漢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衆渴乏,廣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劍刺山,飛泉涌出,以濟三軍,人多皆足,人少不盈,側出懸崖,故曰懸泉。”以上記載雖不乏神異奇誕之傳,穿鑿附會之説,但却也從一個側面準確生動地記録反映了該地以泉得名及與絲路開發息息相關的密切聯繫。

 

懸泉

 

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及有關簡牘的出土,可以確知此遺址在西漢時期即名爲“懸泉置”,其中“懸泉”一名,顯然係就其旁“側出懸崖”的“飛泉”而名之。“置”即驛站,爲漢代郵驛專名,東漢中後期簡牘稱“懸泉郵”,係政府專設接待過往官員、傳遞官府文書的郵驛署所。晉因之,唐代稱“懸泉驛”,此後廢棄,“懸泉”一名亦湮。清代以降,習稱“貳師廟”“貳師泉”“吊吊水”“吊吊泉”。

 

 

遺址發現與考古發掘

敦煌懸泉置雖伴隨着漢武帝對河西開發應運而生,並在絲路熙來攘往的東西交流的歷史大潮中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但其廢棄之後,終於湮没於厚厚的歷史塵埃之下,而不再爲世人知曉。一九八七年,在甘肅省文物普查工作中,敦煌市、安西縣文物普查小組相繼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以東約三公里的三危山北坡發現散落的陶片和殘簡,並初步認爲是一處漢代遺址。一九八八年我所派專業人員對此遺址進行了復查,對其分佈範圍、性質、時代作了進一步勘查。由於該地風沙較大而該遺址堆積較淺,文化遺存受風沙侵蝕較甚。爲搶救保護該遺址,我所於一九九〇年下半年報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於一九九〇年十月至一九九一年元月對遺址進行了第一次搶救性考古發掘。當時發掘主要集中於遺址兩側,出土了大量簡牘,進一步加深了對遺址驛站性質的認識。

在發掘期間,國家文物局有關部門同志恰在敦煌參加一個會議,聞訊去發掘現場進行了視察,並對發掘工作給予極大的關注。一九九一年元月十日第一次發掘結束後,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收獲,但國家文物局和有關方面對敦煌懸泉發掘的品質却頗有微詞。一九九一年春,筆者主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業務工作以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去敦煌懸泉工地組織九一年度秋季正式考古發掘前的前期基礎準備工作。八月二日,國家文物局張柏副局長、甘肅省文化廳主管文物工作的馬文治副廳長在陪同香港原總督衛奕信爵士、香港著名愛國商人徐展堂先生等來敦煌參觀的過程中,頂着酷暑專程趕赴懸泉發掘工地,對第一次發掘過程中出現的考古發掘品質問題提出了尖鋭的批評,並指出:鑒於該遺址的重要性,如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能保證做到科學、規範考古發掘,就考慮由北京有關單位接手或合作發掘。對於國家文物局領導提出的這樣尖鋭的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考慮到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乃至甘肅文博界的聲譽,則已没有任何退路,唯有背水一戰,挽回影響。而事實上只要認真組織,加强計劃性,嚴格按照考古規程操作,我所是有能力、有把握獨立處理這樣一個極其重要同時也是極爲難得一遇的漢代大型驛站遺址的科學考古發掘的。這一點我是心中有數的。因而我在現場作了肯定的表態。馬文治副廳長當即責成我全力做好這項重要的發掘工作。

在這種情况下,我所根據懸泉遺址的實際,制定了一九九一年度和一九九二年度的發掘計劃,同時重新組建了考古發掘隊伍,於一九九一年九月至十二月進行了第二次考古發掘,對懸泉置塢堡作了全面揭露,並對塢堡内的一些結構複雜、功能科學考究的傳舍進行了清理。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原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組長黄景略親自率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劉觀民先生,國家文物局文物處王軍同志專程來敦煌對懸泉遺址考古工地進行現場全面檢查,馬文治副廳長率省文化廳文物處有關領導陪同。專家組在現場認真檢查了工地地層的劃分及其依據,遺迹的處理,並抽查了部分發掘單位(探方)的記録(包括文字記録、照片、平剖面圖)。經全面檢查,專家組對於一九九一年度發掘結果十分滿意,並建議就發掘結果召開新聞發佈會。根據專家組的建議,遂於十二月十二日在蘭州召開了“敦煌懸泉置遺址考古發掘新聞發佈會”,在海内外引起轟動。一九九二年初,國家文物局在通報全國重點考古發掘工地的抽查結果時對我所承擔的敦煌懸泉考古發掘工地作了表揚,同時又公佈爲一九九一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一九九二年三月至六月和八月至十二月底,我所對遺址進行了第三個年度的兩次發掘,集中清理了塢堡東門、東北隅角樓以及塢堡内依北壁的不同時期的重要建築遺迹,成功清理出因該置廢棄而殘存的牆壁墨書詔令《四時月令五十條》(後經修復,於一九九六年十月被國家文物局文物鑒定專家組定爲國寶級文物)。由於漢代驛站遺址的考古發掘在全國尚屬首次,尤爲難得的是經發掘其佈局、結構基本保存完好。爲完整取得發掘資料,宏觀上準確把握該驛站遺址與其特殊地理環境條件以及與絲路交通的關係,我所在省政府的支持下,請蘭州軍區空軍派出飛機,由我組織有關業務人員並直接主持,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對該遺址進行了航空攝影,取得了難得的第一手航拍資料。這在當時全國省級考古所承擔的考古發掘中,是第一次有益的、成功的嘗試。

 

 懸泉置遺址航拍圖

 

敦煌懸泉置遺址前後經三個年度的四次考古發掘,共揭露遺址面積六千零七十五平方米,圓滿完成了田野發掘任務。我所吴礽驤、閻渭清、何雙全、蒲朝紱、王輝、柴生芳、毛瑞林、李永寧、周廣濟、馬建華、張俊民、田健、龐述森、馬更生、羅新民等同志先後參加了發掘(水濤和吴葒參加了部分發掘,完成了地形圖的繪製。司機郭振偉參加過部分後勤工作,原文遺漏,補記於此——張德芳補記),其中柴生芳自始至終連續參加了四次發掘,在極爲複雜的遺迹的清理過程中,柴生芳、毛瑞林二同志所做工作最多。

 

 

懸泉置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


經發掘清理出的區域可分以下四部分:(一)遺址西部“懸泉置”西側塢壁外的各時期廢棄物堆積區,其堆積比較單純,但出土簡牘數量最多,也較爲集中。(二)“懸泉置”塢壘及塢内依西、北壁所建的驛舍三組十二間,其中靠北塢壁的一組房址規格較高,由三個相連但相互獨立的封閉式小院落構成,每一院落均有四廊和帶有前堂、後室及衛生間的套間組成。其中位於裏間的衛生間設有盥洗用的水甕和蹲式馬桶,其木構出糞槽經過塢壘底部傾斜直接通往塢壘外。設計之合理、結構之獨特、使用之方便,誠爲國内各時期建築遺址考古所僅見。國寶級文物牆壁墨書題記《四時月令五十條》即出土於其中編號爲F26的房屋遺址前堂遺迹内。(三)塢内西南角有馬廄二間,北部馬廄一間,塢外西南部馬廄三間,塢外東南側設倉廩一座。這一區域出土大量極爲重要的紀年簡,填補了懸泉置驛站遺址時序的缺環。(四)塢壘東門及以外成組的附屬建築。

 

 

懸泉置遺址平面圖

 

通過以上分區發掘清理,搞清了“懸泉置”的整體佈局、形制和建築結構。懸泉置塢壘呈正方形,邊長四十八·一米,面積達二千三百十三·六一平方米。塢壘牆體以長四十、寬二十、厚十一釐米的土坯壘砌,内外塗多層草拌泥。東北、西南角設突出於塢壘的角樓,塢門設於東壁正中,寬三米。

根據地層堆積情况以及包含物的變化,並參照有關紀年簡牘,懸泉置驛站遺址的地層可分爲六個文化層,遺址則可分爲五期:

第一層:風沙吹襲造成的擾土層,包含物較雜亂,較早期的灰陶片與晚近的遺物共存。

第二層:魏晉時期文化堆積,其出土遺物和極具特點的以塊石堆壘增修的西南角樓建築形制,具有鮮明的河西地區魏晉時期同類遺物和遺迹的時代特徵。

第三層:東漢中期至王莽時期的文化堆積,出土東漢明帝永平,光武帝建武,新莽地皇、天鳳、始建國等紀年簡牘。

第四層:西漢晚期堆積,出土西漢平帝、哀帝、成帝、元帝時期的紀年簡牘。

第五層:西漢中期堆積,出土宣帝以及昭帝後段紀年簡牘。

第六層:漢中期較早階段堆積,出土昭帝前段至武帝後段太始紀年簡牘,這一文化層爲“懸泉置”塢舍建築時的堆積和該驛站使用初期的文化堆積。

以上文化層的劃分爲遺址的斷代、分期以及以後室内資料整理中大量殘、散簡牘的綴合、纂册提供了科學依據,從而爲綜合研究奠定了科學、扎實的基礎。

以上文化堆積關係和發掘清理情况還表明:“懸泉置”始建於西漢武帝時,其後歷經多次修葺、擴建和改建,歷世相沿,代有增損,直至東漢中期。東漢晚期的文化空白,標志着其時與整體形勢相聯繫的驛站的短暫廢棄。而魏晉時期,在西漢置郵遺址基礎上予以改建而重新使用,由此可以認定:該遺址上限始於西漢武帝後期,下限至於魏晉時期,前後延續近四百年。

懸泉置遺址發掘出土各類遺物達二·一萬餘件,其中内容豐富的各時期簡牘達一·八萬餘枚,其他遺物三千餘件。以質料計可分爲銅、鐵、漆、木、陶、石、骨、麻、絲綢、皮毛、紙、穀物等十餘類一百多種。以用途計則有貨幣、兵器、工具、農具、日用器皿、服飾、文具、紙張、量具、糧食及各種日用雜品等,如五銖錢、箭鏃、臿、錛、車飾、蓋弓帽、帶鉤、耳杯、漆筷、漆勺、甕、罐、梳篦、絹、纚、罽、席、簾、鞋、筆、硯、畫板、帛書、麻質纖維紙、麻紙文書、封泥、印章、木畫以及大麥、小麥、青稞、穀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苜宿、大蒜、杏核、桃核等,生動地展示了當時絲路古道上郵驛興旺發達的各個層面。

其中大量外形完整、胚和腹溝保存較好、籽實飽滿的糧食,是甘肅境内出土數量、品種最多的一次,它是研究漢代河西地區農業品種、農藝技術和糧食儲運保管的珍貴實物。

值得注意的是,除簡牘以外各種質料文書(紙文書、帛書)在當時的使用。發掘出土的大量具有準確地層層位關係和明確紀年簡牘共存關係的西漢宣帝至哀帝(公元前七三年至公元前一年)時期麻纖維紙以及元帝、成帝、新莽時期寫有墨書文字紙的出土,對傳統的東漢蔡倫造紙成説毋庸置疑是一個新突破,也對學術界近年關於紙的起源及用途這一爭論不休的筆墨訟案提出新的實物資料。史料和傳統認識中東漢發明、使用紙的歷史訛談與敦煌懸泉置西漢時期已大量使用紙這一歷史事實及由此反映的歷史斷層,以一個側面展示了甘肅地區應爲實踐中最早發明並作爲書寫工具及較廣泛使用紙的地區之一,起碼爲中華民族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之一——紙的推廣和普及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邊緣清晰的整張麻纖維紙的出土,爲研究西漢造紙原料、造紙工藝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在發掘出土的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修復的西漢晚期書於牆壁上的墨書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且係在塗堊的牆壁上以赭石勾劃界欄、豎行隸體、墨書抄録一百零一行,内容大略可分爲六部分:一是以太皇太后名義頒發的詔書;其次爲頒詔的時間“元始五年(公元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以及“和中普”下發詔書的檄書;第三部分即“四時月令五十條”内容;第四部分爲“安漢公、宰衡、太傅、大司馬”王莽的奏書;第五部分爲各級官吏層層轉發詔書的檄書;最後係墨色寬帶框欄的名稱“使者和仲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像這樣長達一百餘行、洋洋數千言的長篇詔令抄録於牆壁,毀棄後由考古發掘成功清理出土重見天日的國寶級獨特文物,爲國内以往考古發掘所未見。

從以上簡要歸納的情况可以看出,懸泉置遺址遺迹結構之完整、出土遺物之豐富、遺存保存之完好,遺迹、遺物所藴涵的文化内容之廣度和深度,實屬二十世紀初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來,我國考古學的重大收獲之一。

 

 

簡牘的主要内容及價值

 

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大量簡牘爲當時邊郡及與内地有關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活動的實録,且多爲正史所缺佚,故有着較高的補闕證訛的史料價值。

懸泉簡牘所用材料多就地取材,以西北地方常見的耐鹽碱、耐旱的檉柳(俗稱“紅柳”)爲主,松木次之,亦常使用楊木,也見竹質材料。其中檉柳、楊木均出自本地,且多用於簿籍、爰書。松木多用於各類官文書(如詔書、律令、科品以及官府文件)和重要簿籍,竹質則多用於各種書籍。其形制有簡、牘、觚、封檢、兩行、削衣等。完整或較完整的簿册達四十册。其中紀年簡最早的爲西漢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年),最晚的爲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一〇一年),其中宣帝、元帝、成帝時期簡牘數量最多。書體多爲隸書,用筆渾厚樸茂,其書或工整端秀,或狂放恣肆,筆法波磔峻落,結體疏朗,佈白自然,於規矩中盈溢自然之趣。書風勢精筆妙,章法雄渾多姿。雖書者均爲邊郡小吏或民間無名書家且書作本身又多爲公文性的事務文書,但信手拈來,每一簡牘無不書法精妙,堪稱墨寶。這一狀况本身即構成足資精研深思的文化現象。這些民間日常書法的妙構佳作不僅在中國書壇熠熠生輝而令觀者嘆羨,而且在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懸泉簡牘,就内容而言,有治書、律令、科品、簿籍、爰書、劾狀、符、傳、檄、曆譜、字書、醫方、相馬經以及現難以確定篇名的古佚書等。擇其要者可大略分爲以下六類。

(一)治書類:爲皇帝的詔旨,數量多且涉及内容廣。較重要的如規定宫廷車輛配備待遇的《宫廷配輦詔》(據内容暫定名,下同)。記載從河西四郡徵調傳馬的《調撥傳馬詔》以及從中原徙民於邊郡屯墾,進一步開發敦煌的《徙民屯田詔》。

(二)司法律令類:爲國家各項法律規定,地方法規及記録各種案件的案卷。重要者如關市律、田律、田租税律、盜律、賊律、捕律以及涉及置郵事務的置律、廄律、苑律等。

(三)官府文書類:主要是郡、縣兩級行政官署的公文,也有鄉級和本置的事務性文件,内容廣泛。主要者如徵發民伕興修水利、收繳地租以及從民間徵收税金修築長城等開發河西、鞏固邊防的官署文書。

(四)驛置簿籍類:即“懸泉置”本身的各類檔案和工作記録,反映了政治、經濟、中外關係、民族事務、地理交通等多方面的客觀情况,較重要的如《歸義羌騎士名籍》《西域使者過置食宿簿》《西域貢獻者食糧簿》《丞相、御史使者過置食雞簿》《刑徒名籍》《驛卒名籍》《戍卒名籍》《驛置道里簿》等。此外,還有各種郵政業務的檔案記録和各種郵件等。

(五)文化科技類:有古籍佚書、算術書、曆譜、醫藥方、相馬經、日書等。

(六)其他雜類:如符、傳、過所等各種憑證以及私人信件、函封、題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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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泉置遺址發掘出土的簡牘不僅數量甚巨而且内容龐博,尤其是在一個地點出土如此大量有着清楚準確層位、單位關係的簡牘,這在全國尚屬首次。其内容也遠遠突破了我省以往發掘的居延、敦煌漢簡的文化内涵。以往居延、敦煌發掘所獲漢簡所載多爲邊防屯戍活動,而懸泉置遺址發掘出土的簡牘如上所述則多涉及邊郡行政事務和漢代郵驛業務、制度以及漢王朝與西域的交往及關係,爲瞭解西漢時期西北門户政治、經濟、法律、中外交往、邊郡形勢以及郵驛設置的組織、職能、管理制度、分佈規律等提供了嶄新的資料。

據《爾雅》《韓非子·難勢篇》《孟子·公孫丑上》等典籍記載,春秋戰國時期已有郵置之設,但上述典籍所載,或語焉不詳,或爲類比之言。近年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中《行書》《傳食律》雖也有郵傳的記載,惜仍極爲簡略,難窺郵驛制度之根本。據懸泉置遺址發掘出土的有關簡牘可知:“懸泉置”在行政上隸屬於當地郡縣——敦煌郡效穀縣。其主要職能有二:一是接待過往官員、中外使者,爲其提供食宿,更换車輛、馬匹;一是及時傳遞上至朝廷,下至各級官府的各類詔書和公文,日常尚要耕種一定田地,以解決部分口糧、飼料供給。組織結構上:置設丞一個,爲驛署長官。屬吏置嗇夫以及分掌具體職事的廚嗇夫、廄嗇夫、少内嗇夫、都田嗇夫、倉嗇夫等,分別管理驛置内日常的住宿接待、飲食供應、牲畜飼養、財務稽核、農田種植、倉廩管理等業務,各司其職,井然有序。此外,驛置内除御人(馭手、駕車人)、郵人(傳遞文書)等專職人員外,其他日常勞作則多由刑徒、官奴婢等充任。從簡文知,由於懸泉置地處中西交通咽喉要地,故規模較大,額定傳馬(拉車之馬)和驛馬(騎乘之馬)共三十六匹。該置所接待的過置人員除朝廷使者、行邊御史、郡太守、都尉、司馬等中央、地方高級軍政官員外,還有大量西域諸國如大月氏、烏孫、車師、莎車、且末等國的貴人、使者等。如烏孫右大將夫人(即《漢書·西域傳》中所載的隨解憂公主下嫁烏孫的馮嫽)的使者,多次路經懸泉置。這類西域東來朝覲的使者隊伍往來頻繁,人數衆多,有時甚至多達百餘人,並有朝廷特派官員護送,由此可窺當時東西交往盛况之一斑。

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大量刑徒、官奴婢名籍,爲深入研究漢代罪徒、官奴婢的管理、使用制度,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簡牘中反映的地方郵亭由具有軍人身份的戍卒管理,這對探索地方政府與邊郡軍事機構的關係,以及編民與軍人身份的相互轉化等問題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鄉里户籍,尤其是具有野戰軍隊戰士——曲士身份者的户籍和客田者的户籍,在驛置内大量出現的事實,是研究驛置職能需要深入探索的問題。許多簡牘還記載了大量漢代敦煌郡宜禾都尉所屬候官、候長、燧長和效穀縣鄉、亭、里,以及酒泉至敦煌郵驛路綫、驛置的設置及其間距里程。郵書課中詳細記録了懸泉置附近的驛置名稱以及敦煌至淵泉、冥安的具體交通路綫。這些資料對於過去所獲居延、敦煌漢簡顯然是一新的重要補充,它爲探解漢代地方行政組織系統和地理位置以及附近設“置”的郵驛系列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漢武帝開發河西,設敦煌郡於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以往敦煌出土最早的漢簡紀年爲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八年),而懸泉置現存最早簡牘爲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年)。顯然,作爲自成網絡的嚴密的郵驛體系是伴隨着邊郡的設立而基本同步建立的,它無疑是漢武帝開發河西、經營西域整體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餘論


 如此豐富的遺迹、遺物及其藴涵的深遠廣博的歷史文化内涵,爲方興未艾的“絲路熱”的綜合研究提供了無可替代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它對於古代西北邊郡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關係、郵驛制度、水利建設、農屯墾植、農藝技術、畜牧養殖、糧食儲運與管理、西北歷史與地理、生態環境與開發等多方位、多層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學術價值與意義將伴隨着對遺址、遺物的進一步深入整理研究而日益顯示出其不可估量的深遠歷史影響。

 

選自《懸泉漢簡(壹)》。此文原刊於《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戴春陽,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先後參與或主持、組織了甘肅省一些重要遺址和墓地的考古發掘。由其組織並指導發掘的敦煌懸泉漢晉驛站遺址,被國家文物局評爲一九九一年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