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

发布日期:2020-02-05 18:27 点击: 来源: 田青思想馆

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

原创 田青 田青思想馆

 

编者按
    此文由田青先生在江苏苏州“昆曲讲堂”的讲座记录稿整理而成,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诸多问题,首次提出了“三根柱子两层楼”和“三个数字看中国”的观点,其中部分内容曾公开发表,2015年8月23日我馆也曾刊载记录稿全文,但因我们工作不够细心,编辑年龄尚轻缺乏经验,故对讲话记录稿的校对仍有疏漏,经读者指出,发现若干错字,有误读者,现将新版校对稿重新发表,并向读者致歉!

 

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

在江苏“昆曲讲堂”的演讲

| 田青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高雅的地方共同探讨问题,把我的所思所想给大家做个汇报。今天的题目是当初“昆曲讲堂”给我打电话时我随口说出的题目,放下电话我就后悔了。说出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代的中国需不需要传统文化,需要哪些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包括未来的中国都有什么意义?但是正式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太大了,也不是我能讲清楚的,既然是自己报的题目,总要想个办法,我就想把这个问题——“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用最简单的方法讲一讲我自己的看法。 

“三根柱子两层楼”

传统文化都包含哪些内容?最近几年,全中国人民都在探讨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实现这样一个中国梦要依靠软实力。而我们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软实力里面最重要的、最被世人看重,恐怕也是今天我们拿出来之后会让世界认可的东西。当然软实力包罗万象,今天我们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是软实力?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些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我们有一种自豪感,也让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但是不久之前网上流传一段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话——我没有考证这句话是不是真是她说的,但不管是不是真出自她之口,起码真实反映了许多西方人,尤其是政界、学界,这些人对中国的判断——她那段话大致的意思是说:西方不要怕中国,中国没什么可怕的,他们只会制造,他们没有思想。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深有感触,我们当今的中国人恐怕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最在乎别人怎么看的国家。我们这么多年从积贫积弱到今天,我们的成就都希望世界知道,但是很多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我举个例子,中国的高铁20年前一公里都没有,短短20年,中国的高铁里程数比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比他们总和还多。对这样的成就,我们自己反而越来越没有感觉了。前些时候我在一个学校演讲,头一天新闻里报道我国有3条高铁同时落成,我第二天问谁注意这条新闻了请举手,结果几百个学生没有一个学生举手。要知道,这3条高铁中任何一条,放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大国落成,都会是他们媒体的头条,一定是所有的政府首脑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是,在中国,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了。所以,我们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会让人们对我们刮目相看,但是要让人家对我们从心里敬佩,甚至让他觉得我们有魅力,恐怕还不行。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软实力的时候,从国家领导人到学界都强调,要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只有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人觉得这是值得敬佩的,而且是他们没有的。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

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说弘扬传统文化,但有一个现象,很多讲传统文化的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国学,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又把儒学简单地理解成孩子们背的《弟子规》,《三字经》。这些东西当然是传统文化,但只是传统文化的浅层次,是传统文化的表层。

讲到传统文化就说儒学对不对呢?没有问题,儒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仅仅讲儒学是不够的,我常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三根柱子两层楼”,这是我一个浅显的比喻。为什么讲三根柱子,大家都知道最简单的物理原理,不能少于三根柱子才能撑起一个物体,凳子最少要三条腿,两条腿是站不住的,所谓三足鼎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起码是三根柱子,哪三根柱子呢?就是儒、释、道。儒是儒学,孔子、孟子这都是代表人物。释,释迦牟尼的释,就是佛学,佛教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到今天差不多2000多年,早已经中国化了,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道,道家、道教,这是我们中国的本土宗教,是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我们中国人自有的宗教。儒释道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一不可。现在很多人只谈儒,不谈佛道,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都是片面的。中国人有一句话,是历代文人所崇尚所坚持所遵循的,就是苏东坡曾说过的:“儒道兼综,显隐皆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是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认可的,虽然汉代独尊儒术,但是汉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儒道兼综”。再加上外来的已经中国化的佛教,这三者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所谓“以儒济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儒释道三者在构成中国人的人格方面是分工不同,各有侧重,但是缺一不可的。

为什么要“儒道兼综”?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每个家长让孩子读书的时候都希望孩子有出息,什么叫出息,最大的出息莫过于治国平天下。当然中国的儒家有更深刻的区分层次,就是所谓“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是做学问,要成一家之言。立功就是保家卫国,为国家为民族做实际的事情,最难是立德,是君子圣人之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即使是立功,所谓建功立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人要实现自我价值,为民族为社会做一些事情,对自己是事业,对社会是善举是好事,每一个人都这么希望。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年轻时代每个人都有雄心壮志,到了中年后,尤其是步入老年后,绝大部分人所做的、能做的都和当年自己所想的有很大距离,于是很多人会感伤、会失望,在现代社会这样的人会更多。过去我们没有听说过“抑郁症”这个词,现在我们不但听说了,而且每个人周围都有人得抑郁症,变成常见病了。为什么现代的抑郁症这么多呢,为什么过去的人抑郁症少,仅仅是因为现代节奏快了?我想从根本上说,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什么社会,也不管节奏快慢,所有人都想建功立业,都想升官发财,都想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最后能够达到自己愿望的永远是少数,为什么过去的人抑郁症没有现在这么多呢,那时候没有心理医生,没有抗抑郁的药,靠什么使社会上绝大多数的读书人能够身心健康的度过一生?就是那四个字:“儒道兼综”。后面四个字叫“显隐皆可”,“显”就是彰显于世,“隐”就是退隐,隐居的隐。“显隐皆可”就是儒道两家互相补充,这是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所梳理的做人的宗旨。顺利,天下有道则显,不顺利,处逆境则隐。

不要小看“儒道兼综,显隐皆可”这八个字,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绝大多数人善终,没有得抑郁症,没有跳楼跟这八个字有关。道家讲无为,讲“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东方哲学一个共同点,老子有一句话:“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们的房子,上面有房顶,四面有墙壁,下面有地板,东西南北上下叫六合,在房子里六个方向都封闭了,都是“有”,只有中间这块叫“无”,但老子说当其无为之用。杯子也是,水是放在“无”里面,放在空的杯子里。所以道家的思想开启了中国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对讲究进取的儒家的一个非常深刻、必不可少的补充。我写过一本书叫《禅与乐》,研究禅宗和音乐的关系,在《禅与乐》里头我专门找了两幅图片并在一起印在书里,一幅是齐白石的头像,一幅是荷兰画家梵高的自画像,齐白石也好,张大千也好,留给人们什么形象呢——白须飘拂,仙风道骨,神仙模样。梵高呢?样子像一个幽灵、一个恶鬼,头上缠了纱布,因为他自己把耳朵割下来了。我把这两幅照片并排放在一起,想说明什么呢?中国的艺术家或者是画家、书法家,颐养天年的、长寿的为多,西方的艺术家短命夭折的多,神经病的多,自杀的多。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徐文长大家都知道,杀妻,犯神经病,但是这样的太少了,绝大部分都是长寿的,是寿者相。所以我们常说写书法能长寿,但西方不是,他们把生命浓缩了,一下子迸发出来,能量守恒,每个人都这么多,他一下子爆发出来,“奔腾到海不复回”,的确和细水长流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传统中国文人在任何一个条件下,都可进可退,就是因为中国的哲学里这种儒道的互补。



▲齐白石头像与梵高自画像


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包括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一听到宗教两个字,第一个反应就是迷信,认为佛教就是迷信。赵朴初老先生在世时,曾经振聋发聩地说了几个字——表面上似乎是很平静的说出来的很普通的一句话——现在想来越觉得他说的深刻。他说:“佛教是文化”。就这五个字,意思是什么?第一,不是迷信,第二,没有你想象得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它是文化,需要学习。佛教进入中国有2000年了,对中国人有多大的影响呢?这个影响之大恐怕超过我们每个人平常的认识,就拿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汉语来说,如果从我们现存的汉语当中去掉佛教传来的语言的话,我们现在张不开口,不能说话。为什么?很多都是佛教中传来的词。比如我们说:“世界”。世界这个词是佛经里才用的,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没有世界这个概念,我们只说“天下”。佛教传进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说的“天下”范围还是窄了点。大的话叫“大千世界”,小的话,“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比我们“天下”一词要丰富、要深刻、要符合实际许多。“实际”,“实际”这个词也是佛教中传来的。再比如“相对”、“绝对”、“因果”、“究竟”……包括很多成语:“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我招研究生,我叫“导师”,“导师”这个词也是佛教中传来的。我的学生更离不开佛教中的词,要做“功课”,“作业”,这也是佛教中的词。离开这个我们没法说话。据说王安石说过一句话,他说:“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他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包括后来的春秋战国,儒家多出圣人,比如孔孟。两汉以后,圣人多出佛中,中国历代许许多多著名的诗人、学者、艺术家,都受佛教的熏陶、影响。杜甫是儒家代表诗人,他有两句诗,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这是他的“中国梦”。李白也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还有白居易,王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都是禅宗中人。到了近当代,康有为、梁启超,包括李叔同,苏曼殊,八指头陀,这些著名的文人学者,都最终皈依佛法。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谭嗣同,谭嗣同了不起,变法失败,很多人跑了,脚底抹油溜了。别人劝谭嗣同也跑,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各国的变法没听说过不流血能成功的,但中国还没有人为此流血,谭嗣同说“愿自嗣同始”,五个大字,惊天动地。“我以我血荐轩辕”,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要用自己的鲜血、生命来为变法、为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切。谭嗣同是佛教徒,佛教对生死的看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非常的重要的,儒道两家不谈生死,尤其是儒家。孔子诲人不倦,他对学生有问必答,只有一件事他不说。什么事?生死之事、鬼神之事。子路是他最欣赏的学生,子路问他生死之事,他很不耐烦地说:“不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你先把生的事情弄清楚,死的事别问。问,他也说不清楚。生死之事是关于灵魂是否永存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最原始的根,一个是秦的文化,一个是楚的文化,楚是信巫好鬼,但最终楚文化没有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影响全国的是周的文化、秦的文化,包括孔孟,都是把生死与灵魂有无的问题排除在思考之外的。是佛教传进中国之后,中国人才开始相信人有灵魂,而且生命不仅仅是一世,有前世有今生,这个思想对中国人影响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让信佛的人不怕死。怕地狱,但不怕死。鲁迅的《阿Q正传》中,阿Q是个什么人,我们所有的中学教师都会告诉你,阿Q是鲁迅先生集中了中国人所有的劣根性所塑造的一个人物,简单讲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是这么一个反面人物他死前的表现如何?他绑缚刑场的路上还要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重要的是他唱完后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典型的佛教思想。阿Q不知不觉得也受到佛教的影响,让人相信这个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重要吗?这个太重要了,当一个个体生命面临死亡的时候,让他保持了一个人的尊严,他没想要哭,没有软如一滩泥,不是被人拖着上刑场,他是挺着胸去的,还能唱。



▲佛教圣地


儒释道这三家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形的无形的,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是无形的,对阿Q的影响是无形的。有形的更多了,中国现在几乎所有的旅游点都是和宗教和历史有关的,中国据说只有五个唐代的建筑,五台山就有两个:南禅寺、佛光寺,现在发现的唐代建筑全部是宗教建筑。我们引以为豪的世界知名的中国古代雕塑,从敦煌、云岗、龙门,到乐山大佛,大部分是佛教洞窟,也有一些道教宫观。假如没有这宗教的需要,就不会有这么多伟大的艺术品留到今天。就中国的雕塑来讲,可以说如果不讲佛教的话,中国就没有雕塑,至少没有可提的雕塑。像乐山大佛,建成几乎用了100年,人生不满百,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佛教艺术家去做一件自己今生肯定看不到的作品呢?这信仰之力,信仰之光不但解释了这样一个问题,也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当代做的菩萨像,你怎么从他脸上看不到光,看不到古代流传下来的菩萨造像的那种慈悲之光呢?原因很简单,古代的艺术家在为佛造像的时候,是怀着信仰造的,造像人的心是静的,净的,是与佛贴近的。现在的人造像的时候在想这能卖多少钱,我不用这个材料而用那个材料是不是成本更低啊,等等,全是俗念。艺术绝对是心灵的折射、心灵的反映。一个俗不可耐的工匠所做的佛像怎么可能有超脱空灵的精神呢?从文化到艺术到人生观,儒释道三者共同构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一不可。我觉得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三根柱子两层楼”,上面一层的文化是由文人创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这些东西的共同载体是汉字,是借汉字传承的中华文化。一提传统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从李白、杜甫到曹雪芹,都是这些。但是很多人常常忽略了楼下还有一个底层。这个底层不是低下的意思,其广大,其高远,其丰富,其精彩,都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部分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的载体是语言,就是我们所说的口头文化。昆曲作为我们中国的第一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联合国项目的时候,这个项目的名称就叫做:“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特点就是口口相传,与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不同,包括以昆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还有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尤其是我们各种各样的手工技艺,包括我们的苏绣等等。也包括我们的民俗、节日,如民俗当中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内容、形式,从剪纸,贴窗帘,服装,生产、生活当中的一切传统,都是。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有物质的载体,比如说中国的瓷器制造,瓷器本身是物质的,但是如何制造这个瓷器,这个技艺这个核心是非物质的。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是所有精神的东西,包括保护传承技艺的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们而言有没有重要的意义呢?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在一个大学讲课的时候问学生,你们设想一下:在传统社会,一个农村子弟,他是千百万农村人民中的一个,他没有读过书,没上过一天学,他不识字,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甚至没有名字,没有学名,只有一个乳名,他是传统社会中几亿人中的一个。但是,他不但知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知道勤俭持家,还知道孝顺父母,知道“二十四孝”的故事,甚至,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知道“精忠报国”!他虽然一字不识,但是他可能会给你滔滔不绝地讲杨家将,讲岳飞传,他知道赵子龙,知道关云长,知道梁红玉,也知道秦桧,知道金兀术,他爱恨分明,他有强烈的道德感,邻居家有谁不孝顺父母会谴责,会不齿!请问:他从哪里知道的忠孝廉耻?从哪里知道的仁义礼智信?他听说书,他看戏,他过传统节日!他就是从这些丰富的,和中国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不但有了深层的道德感,有了生动的历史知识,也有了一个“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就是这些东西,使每一个中国人保持着他的基本人格,他会健康地度过一生,他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从而保持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基本的结构和文化的传承。

从三个数字看中国

我们知道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三根柱子两层楼”,知道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这“三根柱子”和以汉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化与主要以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的这“两层楼”。那么,在当代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在这里,我用一个简单的办法,用三个数字来解释今天中国的文化现象,只有理解了这三个数字,才能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哪三个数字呢?一个五千,一个一百,一个三十。
    五千是个概数,这五千年的文明史对我们每个人都在起作用,支撑我们的自信心,塑造我们之间的凝聚力。一百是什么数字?今年是2015年,恰恰一百年之前,1915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问世,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再往前推10年,1905年,清政府提倡新学,把科举制度废了。文化界这几年盛行民国热,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这批文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不妨再往前推二三十年。许多人,尤其是国外的朋友,常常说“文革”把庙宇都废了,破坏宗教,这不错。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最早破坏宗教的是谁,是宣统,是皇上。宣统元年,清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叫《废庙兴学令》,要求把所有的庙都改成西式的学校。

这一百年简单的讲,就是中华民族从自信到自卑,又要自强的一百年,这是个重大的转折,这一百年是中国人讨伐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切学习西方的一百年,也是几乎所有政治人物和政党——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是其他的党——所有的现代政党在对待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把传统文化当成我们中国国弱、民贫,被列强欺侮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落后挨打?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好,所以当时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当时只有很少几个学者能够在反对传统文化的大潮当中说出他们弱弱的不满来,绝大部分,从共产党推崇的鲁迅,到国民党推崇的胡适,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就是中国文化非改不可。的确,中国传统文化到了满清到了民国,就像一艘在吃水线下面沾满了贝壳、破渔网、各种脏东西烂东西的船一样,开不动了。船上面的东西也太多,载不动了,需要清理打扫。正像鲁迅当年说的,中国社会不矫枉就不可过正,鲁迅先生曾举例说:在中国,你要申请开扇窗,上头一定问你要开窗干嘛?不准。但是你要申请把房顶掀了,领导就会说你掀房顶干嘛,你开个窗吧。所以,当时他们对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采取打翻在地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是只打翻在地了,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还要再加上一句:“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刚刚过了几十年,现在又提出传统文化是中国的软实力了。

这一百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是巨大的,这里面登峰造极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网上有个视频,红卫兵把庙里面的佛像抬出来,然后摔在地上用锤子砸,就像塔利班在阿富汗做的一样,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红卫兵这么疯狂,就像现在我们不理解塔利班一样。其实,最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这个人不但认为其行为是合理的,而且是正确的。这样一种疯狂的行为,往上溯,是从哪里起源,怎么开始的呢?必须承认,从深层的思想根源看,“文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内在联系的。

当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怎么分析怎么评判,一定要两分法,第一,新文化运动和文革当中的“打砸抢”、破四旧是不同的,“文革”初期的行为是完全疯狂的,反文化的。而新文化运动是想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是有破有立的,他批判旧传统、旧文化,比如对文言文,新文化运动提倡用语体文代替文言文,就是有破有立。中国千百年来,说话和写文章是两回事,写字写的是“之乎者也”,但说话没有这么说的。因为中国人的文字和语言是分开的,所以胡适他们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阿Q正传》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什么重要,就在于它是中国第一篇用语体文写的小说,用白话写的。当然,胡适之、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用白话写的诗在当时也是气象万千,各领风骚。

第二是简化汉字。我每次去台湾讲演,一定有人义愤填膺地说大陆简体字破坏了传统文化,我要不厌其烦地讲简体字怎么来的。我说,你到故宫去看看,王献之有没有写简体字?《鸭头丸贴》里的“与”字就是嘛;张旭有没有写简体字?《肚疼贴》里的“汤”字就是嘛。实际上,现在的简体字绝大部分是历代文人墨客写的俗字、行书、草书,慢慢演变过来的,台湾政府说共产党创造了简体字,破坏了传统文化,真是“抬举”了共产党,共产党有这么大本事造出那么多简体字?都是历代文人造的。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在1909年就提出使用俗字整理汉字的建议,之后,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大力提倡,国民政府在1935年就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反对,没有实行。蒋介石到台湾后,在1952年还要推行简化字,但又被胡秋原等人反对掉了。他为什么要推行简化字,很简单,他********要招兵,哪有官宦子弟去当兵的,都是农民子弟,都是穷苦子弟,当兵要掌握文化,不然怎么当兵,开炮不会开。而要短时间普及文字,必须文字要简单。蒋介石两次推行简体字,但都没有做成。毛泽东和他不一样,说做就做,通过了。后来不一样了,中国大陆有了“文革”,“文革”唯一的好处是让国民党认识到要举起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了,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是在大陆“文革”的时候,国民党成立“中华文化复兴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大搞所谓的“文化复兴运动”,要把台湾建设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的原因。台湾这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确保存、普及的比我们好。但应该知道,一百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甚至是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当年《新青年》请著名学者给青年人青年人中国的书一本书不要读,为什么,很简单,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他是学富五车,他把传统文化搞烂了搞透了,但他让青年人不要学。开书目,很多学者非常认真的开书目,给青年人介绍必读书,但鲁迅不开,他劝青年人中国的书一本书不要读,为什么,很简单,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他是学富五车,他把传统文化搞烂了搞透了,但他让青年人不要学。

把这些传统文化打倒了,建设一个新文化有多难?比破坏要难的太多。有的一旦破坏就再无可能恢复了,重修的不是原来的,是假的,就像苏州新修的城门,像不像三分样,不可能修成原来的样子,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建设新文化方面作出的成就很大。我们现在写文章再没有“之乎者也”了,大家都怎么说就怎么写了,大家都写新诗。但是传统文化当中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伟大的东西,却面临了一个共同的命运,有的灭绝了,有的濒临灭绝、苟延残喘。今天应该说“天不灭曹”、天佑中华。从2001年昆曲列入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开始,在我们中华大地,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土地上,掀起了一个运动,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昆曲,作为中国第一个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传统艺术,得天独厚、枯木逢春。当年《十五贯》,周总理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救活了吗?活是活了,还喘气呢,但鼻子上插着氧气瓶,那个活不是真活,是躺在病床上的活,真正的活是从2001年开始。这是大势所趋,今天这个环境应该是几百年来最好的环境。这个进步是文化的进步,是一个国家、政府,掌权的人认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一百年来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有多么的珍贵啊!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音乐研究所在全国做了一个古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很惊人,堂堂中国,弹古琴的人只有不足百名。不能说是消亡了,也是气若游丝,仅一息尚存。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弹古琴学古琴呢?作为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的会长,虽然我始终想要这个数据材料,但是统计不出来,因为中国各大、中城市的琴馆如雨后春笋般,每天都可能有新的出现。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过热”,商业化,甚至有的人刚学了半年琴,也敢挂牌在那教古琴,挣钱,这样的变化是翻天覆地。


最后一个数字是三十,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华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的积累和创造,历经一百年来的打击、抛弃、破坏、砸烂,到今天,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文化复兴的物质条件。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果连饭都没得吃,还唱昆曲?弹古琴?绝无可能。但是短短的三十年,我们经历了多少思想上的斗争呢?前二十年,改革开放之初,整个社会只有一个字,钱。一切向钱看。各级政府的官员所有的精力都在经济建设,中国绝大部分人,从下海经商到商界的兴盛,到股市建立、繁荣,到青年学子的留学热,出国潮,全社会的经商热、各地的建设热,从高速公路到立交桥,到高铁,到城市建设,很多城市完全没有原来的模样了,二十年改天换地。改天换地的结果是什么?在改天换地的自豪感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习近平总书记让我们记住乡愁,乡变了,山乡巨变,变到什么程度,变到不认识,变到中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一模一样,到处是高楼大厦。苏州的粉墙黛瓦还保留了一部分,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苏州的粉墙黛瓦的文化符号太强烈,想完全改掉是改不掉的,想替代没有办法替代。绝大部分城市没有这么强烈的文化符号,于是中国所有城市几乎一模一样了。这二十年里出生的一代,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脱节了,他们一出生,刚断了奶,他们家对门就开了家肯德基,旁边开了一个麦当劳,他刚上幼儿园就是双语幼儿园,上了小学,上了中学,从父母到老师都要他好好学英文。包括现在我招研究生,不管硕士博士,外语不及格,专业再好也不能要。滑稽不滑稽?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外语凌驾在自己国语之上的,外语重要么?当然重要。但是我是教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语再好,但中国话说不通,我要他干嘛。学中医的过去早上起来背汤头歌,现在早上起来背英文单词,过去的中医是“望、闻、问、切”,现在的中医没有这些了。中医的伟大之处、先进地方在哪儿?中医是最人性的,中医把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当成与众不同的小宇宙,同样一味药,在你可能是三钱,同样的方子在他就是四钱,有区别,每个人年纪不同体质不同,病症不一样,辩证施治。谁说中医不科学、西医科学?西医一竿子打倒一大片,他倒是“众生平等”了。研究出了一种药,先让小白鼠吃,没死,换猴吃,猴也没死,就找一百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让你参加实验,一百人都吃完,没死,上架!全世界推行。怎么吃啊?有没有区别啊?不管黑人白人,不管体重多少,都是“成人一日三次,一次三片,小儿酌减”。现在,传统中医最精粹的东西没了,什么叫“中西医结合”,中医不会“望、闻、问、切”了,都依赖西医的机器了。

再说说中国的传统戏剧,除了昆曲外——昆曲是中国200多个还活着的剧种里面情况最好的,类似昆曲这种还不错的,超不出10个剧种——其他绝大部分都是艰苦度日,朝不保夕,食不果腹。一个剧种先不要说发展,就是自己能养活自己,能够生存,起码得有几个条件:首先,要有角儿,就是演员里的优秀代表。其次,要有代表性剧目,不但独具特色,还经过千锤百炼,百看不厌。最后,还要有必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淀才能培养出的观众群,演员的衣食父母。现在,称得上是角儿的,去世的去世,年老的年老,青黄不接。青年演员水平不高,而且,戏校招生困难,这年头,谁来学戏?家家孩子都要上大学啊,要出国留学。学戏又苦,又看不到前途,从很小就得早上起来吊嗓子,弯腰,劈腿……谁来学?演员后继无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观众的大量流失,喜欢传统戏剧的人都老了,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批人基本上要去另一个世界听戏了。现在城镇化加速,大部分农村的青年到了城市打工,一个河南的青年人到北京去打工,他还可能听豫剧吗?他想听的话去哪儿听?没有,他看电视,听流行歌,听摇滚,全面接受城市的流行文化、娱乐文化,就是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这些文化,完全脱离了原来的乡土文化。这些人即使春节回到家,他和家乡的乡土文化也已经完全陌生、疏离了。





▲昆曲


有关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数字里,“五千年”是创造和积累,“一百年”是批判,我们这“三十年”却一言难尽,既为文化的复兴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是也因为极力学习西方,努力和国际接轨,培养了一代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脱节的青年人,就是吃麦当劳长大的这批人。这批年轻人在精神上和西方的年轻人没有任何不同,只有肤色不同,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看问题的方法,思维的方式,包括价值观,审美观已经同质化了。“世界大同”了,全世界的年轻人在思想上、审美上、追求上、生活态度上、生活方式上都同质化了。他们欣赏的人,他们崇拜的偶像是一样的,对时尚的追求是一样的,就像好莱坞大片,全世界同时放映,就像一场世界杯,全世界的球迷在同一时间观看转播,不分昼夜。

当然,对这种现象,也不必过度的担忧和指责。三十年代一位著名的学者说过:“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穿西装,说英文,拿着文明棍,过了五十岁,又重新穿上长衫,拿一本《离骚》”。其实,不仅是他们那代人,我们这代人也是如此,我年轻时在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当时还是文革中,把西方音乐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连听贝多芬都不可以,只能偷着听。那时候,我可以说是以极大的热情一头扎进西方音乐的学习中,觉得西方音乐简直就是人类音乐的全部。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知识多了,眼界宽了之后,会有一种文化上的回归,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代人到我们这代人,都有一个从崇洋媚外到文化回归的过程。我们有没有理由相信,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也可能有这种文化回归呢?对此,我将信将疑,信心不足。让我相信的一个理由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昆曲,喜欢古琴,喜欢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网络上有自己的“群”,有自己的社团组织,一起学习传统文化。但我同时又有一种忧虑,因为文化回归需要一个基础,就是小时候所受到的母语教育。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邻居家的饭香”,小孩子都这样,其实邻居家做的菜不如妈妈做的,也觉得人家的好吃。所以年轻的时候对异域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产生向往是正常的,想看山那边是什么,这是普遍现象,但是年龄渐长,你爬过了那座山,到了山外边看到大世界,各种各样的饭都吃了,到了中年之后,就会留恋妈妈做的饭,觉得妈妈的菜太好吃了,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基因在起作用,我讲的是文化基因,小时候吃过的东西,这个口味,这个记忆,变成你生命记忆的一部分了。换句话说,你从小吃你妈妈做的饭,你将来才可能有文化的回归,你从小就吃麦当劳,往哪儿回归?无归处矣!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从小远离中国传统文化。幼儿园都标榜什么“双语教育”,听说一个县城的幼儿园是“双语教育”,报名费很高,但火极了,幼儿园开园的时候专门请两个老外站在门口,招生一下子爆满,大家打破脑袋要进这个幼儿园。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外教是叙利亚人,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将来能不能环境回归,我没有把握。

这三十年中的后十年,我认为应该是历史上对传统文化最好的时候,这十年和前二十年截然不同,这十年来,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可贵。假如说前二十年是“一心一意奔现代化”,事事处处以“西方先进文化”做楷模。那么,这后十年,则是重新重视传统文化、接续历史、文化自觉的黄金十年。习总书记上台之后,先是到了曲阜,在孔庙做了一个讲话,讲儒学对当代中国的作用。回到北京,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讲中国传统文化,最让人惊讶的是习总书记访问欧洲,不但在德国讲传统文化,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台上还专门用五分钟时间讲了佛教文化。从五四运动到今天这一百年来,这是唯一一个国家的领袖在这个位置上如此鲜明、如此坚定、如此明确的讲传统文化是复兴中华民族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我想,有这样一个力度,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还有一息尚存,就有救,就有希望。我有幸在我接近晚年的时候,从本世纪初开始,做了十来年的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具体工作。这十几年,也是我个体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十几年,和全国的非遗传承人,全国的传统艺术家,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十几年,政府、学界、艺术界、包括民间各种力量在一起,用一种共力扭转了前二十年所形成的一切以西方标准为标准,把自己的文化当成土的,落后的,封建的,迷信的,要不得的这样一种看法。包括昆曲,越来越多的人从昆曲当中领略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在欣赏昆曲的同时,进入到我们祖先曾经有过的精彩世界,曾经鲜活生动的感情世界。

记得2005年我把苏州昆剧院请到北京,在北京民族宫举办第一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第二年,又跟着温总理到日本去参加“国事演出”,当时我亲自担任主持人,第一次在民族宫演出昆曲之后,大家都看呆了,大幕刚拉上,我就从侧幕走出来,边走边说,连说三句:“太美了!”记得当时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有在昆曲中,你才能重新领略到汉语当中一些久违了的名词,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婉约,什么叫高雅,什么叫精致……”

5000年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留下了今天能让我们骄傲的本钱;100年来对旧传统的反叛让我们得以暂时离开家园眺望山那边的风景,有了比较和开阔的视野,也留下了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新传统”;3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既为复兴传统文化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也进一步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把传统文化更迅速地推向悬崖。没有这三个数字,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只有把这三个数字里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充分认识,认真总结,找到我们自信与自豪的支点,抛弃自卑与自残的思想与行为,在不断的反思中前进,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